顶极植被

如果没有人类干扰，不同的气候、母岩、土壤和湿度条件将造就相应的植被群落，这被称为顶极群落。在恢复植被时，应考虑到所在地带的自然顶极植被类型，才能形成最适合的可持续植被。

中国的地带性顶极植被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森林、草原和沙漠。天然植被可以使水分最有效地渗透到土壤中，利于水土保持（A.1）。恢复退化景观的目的应该是尽可能地再造原始的、天然的植被类型（即森林、灌木林、草原）。生态系统成分的任何改变，都会改变并常常是削弱原始生态系统的功能。例如，在四川省将25°～35°陡度上的农田，退耕为银杏或柑橘人工林，实际上并没有提高环境服务功能（即水源保护）。相比之下，拥有丰富的当地物种的原始亚热带森林，在提供这些环境服务方面要有效得多，这正是这里的退化植被恢复应该达到的目标。同样，中国高原地区的天然植被是草原和灌丛，种植柳树、杨树或其他的树木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用良好配比的当地草和灌木物种，将这些土地恢复到退化以前的样子。

根据湿度和气温条件，森林顶极生态系统可以分为温带的和热带的，针叶的和落叶的等；而草地生态系统则可以进一步地分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沙漠草原、高寒草原、灌木林，以及分布在高山和亚高山地带的苔原等。

顶极生物群落的特征是不仅有林冠植被而且有林下层。中国许多地方，天然林的林冠层以针叶树占优势，但是通常总有由阔叶树或竹子组成的林下层。应当保证新的森林拥有上下两层的物种。应该制订计划采集野生种子并建立必要的苗圃。顶极树种可能需要在树荫下和避风处生长。当植被处于早期演替阶段，时常需要种植建群物种和先锋树种。林下竹子层很难恢复，因为大规模的竹子开花之间的间隔为20～30年。但是四川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在下层丛林中间歇地种植小丛竹子的方法是可行的。

应该在森林中形成厚厚的落叶层、苔藓层、竹林层或浓密的地表植被。人工林因为林下太暗，自然抑制下层植被生长，其保护土壤和水分的能力通常也较差。树根暴露在外，清楚地表明水土流失严重，许多人工林的结构都需要进行改良。

中国的温带森林中通常很少或已经没有原始生态系统。有时原始植被类型可以根据与处在其他地方的生态系统的比较后推断出来。大兴安岭寒温带兴安落叶松和中温带红松林分别是西伯利亚东部针叶林和远东俄罗斯的红松阔叶混合林的延伸。它们在植物区系组成上十分相似，所以不难估计其原始植被类型。

在暖温带，人类对各种类型的落叶林的破坏极其严重。现在大多数所谓的原始生态系统在皆伐之后，目前仍未发育成熟。而只有当这样的准顶极森林出现在与原始落叶阔叶林相似的纬度和条件下时，我们才可以基本确定其原始的森林类型。对四川的研究描述了四川山地森林的几个不同的演替系列，值得植被恢复工作参考。

热带的顶极群系更加复杂，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形成。估计重建亚热带阔叶林的正常演替时间大约需100年，而热带半常绿森林则约为1000年。在靠近热带和亚热带之间的气候交错地带，持续的干扰会使正在恢复的半常绿热带林选择较短的演替途径，从而发展为亚热带森林类型。

一年生物种占优势的天然草地能够很快达到顶极状态。其组成物种的种子扩散能力很强，每年都可以侵入到临近适宜地区。像多年的或木质的植被的发育过程则受到火烧、放牧、季节性水灾，或自然和土壤条件的影响。这些草原处于高度动态状态，这些因素的任何改变，都会使草原生物群落的类型发生显著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宝贵的草原位于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通常长满多年生莎草（如嵩草Kobresia）。这些草原在受到干扰之后达到顶极状态的速度很慢。尽管草原生产力高，营养丰富，但是其芽与根的比例低，整个草原被厚厚的草根覆盖，起到很好的稳固表层土的作用。而耕犁草原却是一种失策，因为完好的草原可提供最大的生态服务。

有时生态系统是“建设”起来用来恢复某些天然生态系统功能的。这种“优化”的人工生态系统有时被认为是生态工程，可以用来测试某些生态理论。它们按照生态学原理来模拟天然生态系统结构。不幸的是，这种方法实施起来极其困难，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予以支持。优化人工生态系统的目的与经济农业管理、区域行政管理和森林恢复不同。要取得成功，人工生态系统需要各种组成成分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密切协调。这种方法已经在中国的亚热带地区试验过，但是遇到许多困难。困难之一是存在的问题可能需要许多年才表现，如果遇到罕有的天气条件、虫害爆发等等，这种显然的“成功”就更短暂了。另一种困难是，一个地方建立人工生态系统的经验很难应用到其他地方。

建议

恢复的植被在成熟后应该在结构和功能上与指定地区的当地植被相同。这就要求恢复与天然生态系统近似的物种组成。

恢复后的植被必须要具备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各个林层。这些林层可以包括灌木和竹丛层，草本植物和苔藓层，以及落叶层。

在原始生态系统已经彻底被改变的地方，可以根据现有信息推断出适宜的顶极植被类型。人工生态系统不具有天然顶极植被所能提供的所有环境效益和安全保障。它们可能具有研究价值，但不应作为恢复植被的主要依靠对象。